經過鄭捷的事件，我開始漸漸地理出一些頭緒，想跟大家分享。一開始看見鄭捷被槍決的新聞，我完全沒有任何大快人心、舒暢的感覺，只覺得悲哀。關於他，我一開始感到毛骨悚然，後來驚訝地發現他其實是聰明而理性的。前些日子他在答辯時點出的教化院的問題，我自己感覺，這個人明明已經知道自己活不久了，卻還是願意利用他唯一的發聲時間去點出他體驗到的台灣制度的不完善。即使我在教化、心理學研究方面沒有任何基礎，我個人認為這個人非常可能，只需要一個轉念，或許他就會是個對台灣社會有益處的人，而不是那個從國中策劃殺人直到最後冷靜地執行只是因為想要自殺的人。
從我自身的生活經驗裡，我看到的是我們的社會從來就只尊重成功者，而不是尊重人本身。從最小單位家庭開始，父母親通常只鼓勵傑出的課業、良好乖巧的表現，打擊任何他們認為沒長進的行為，一廂情願地灌輸孩子傳統的、雖然能夠安身立命卻不一定適合每個人的價值觀。所謂的成功之路在台灣非常狹窄，你不成功，賺的錢不夠多，書讀得不夠好，對不起，你將被冷眼看待，不論你內心有多麼渴望被認同，沒有人會在乎你的想法，即使是親生父母都不一定會。我們都是在這個環境下長大的，我碰巧書念得不錯，但是那些書唸得不好的，永遠在陰影處等待的孩子們，誰來關心他/她的失落感與徬徨？
鄭捷供稱：「因為父母對我的期望太高，覺得求學太累、活得很辛苦。從小學五年級就開始計畫這起殺人案，對於砍人殺人的犯行一點也不後悔，還很舒坦，因為已經圓夢了，如果再來一次會殺更多人。」鄭捷很聰明，板中，國防理工學院（雖然被21），再來兩次轉學，一次到了東海環境工程，最後一次則想要考進中文系但沒有成功。在台灣人生中途換志願是一件稀鬆平常的事情，因為每個人在填志願的時候都會受到無形的壓力驅策，哪個系出路比較好？哪個系分數最高？念哪個系大家會覺得你好強？是什麼讓一個從小寫小說的人因為考試考得好而進了理工學院？又是什麼讓他選擇在最後嘗試考中文系？
客觀地來看，鄭捷擁有的實際資源比你我都多，他家境好，頭腦聰明，心思縝密，身體健康。他要是就這樣順順地過，未來可能是人生勝利組，受人尊敬、具有專業背景、有錢 有權，也完全不令人意外。只是他為什麼一定要選擇這條死路？是不是這些客觀的、關於成功的定義殺死了他？
會不會或許只要有人在他還小的時候好好看清楚他適合在哪個角色裡發揮專長，他就可以不用走上這條傷痛的路？這個人很可能必須是他最親近的家人，因為他其實無法放下他父母的期望，也無法擺脫整個社會的價值觀。當他被國防大學退學，考轉學中文系考也沒過，自尊心嚴重受損之下或許就開始衍生了新的解決方案，那就是藉由一番轟轟烈烈對於社會的復仇來彰顯自己特殊的優越性。雖然我們已經永遠不會知道那個真正的原因是什麼了。
你也許會問，那如果真的讓他唸了文學系，後來卻因為作品不被認同，窮到沒飯吃而自卑怎麼辦，會不會最後他還是拿出了刀子來砍人？
也許會，反社會的人格有一部分是將自己對於整個社會的怨怒（自己在客觀條件上的失敗）發洩在毫無關係的人身上。然而我認為需要改正這種念頭，要從很小很小的時候開始，除了同理心的培養以外，家人能適時的給予他肯定與認同，作為他悲痛時的後盾；給予他足夠寬廣的空間去多方面思考，他就會發現每一件事都可以有非常多種看法，客觀條件並不是人生唯一的成功指標。壞事不一定是壞事，好事也不見得是好事。不是失敗了就必須感到自卑、絕望，進而否定自己而消極不繼續努力；另外就是學習如何用健康的方法去調適自己負面的情緒。
說了這麼多，我還是對於整件事情感到非常悲哀。我想起鄭捷的母親甚至是到了死刑執行完畢後才萬分驚訝地被通知。我們的司法體系順應民間狹隘的價值觀，認為一個殺人犯的父母親沒有權利知道他們的孩子什麼時候會被執行死刑。你們都是失敗者，沒有權力談人權。這個社會持續的冷漠謾罵，帶著每個人自私的偏見與價值觀，強行的套用在他人身上，不需思考，不用反省，沒必要去了解。這個冷漠的社會，竟然就是台灣。
最近有一首個的mv非常近似，看似祥和快樂而內裡卻黑暗血腥。分享給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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